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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問題和難題求解

來源:中國調味品新世紀娛樂:
2013-03-04

    價值中國網:在過去一年里,您在出版《改革的邏輯》的同時,連續在價值中國網發表了一系列獨到見解和觀點的文章。您能否對這一年來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觀點做一點概括和總結?以供決策者參考和經濟改革研究之用。

    衛祥云:近幾年來,我主要圍繞國有企業改革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代表我在這方面初步研究成果的《國企改革新思路——如何把正確的事做對》一書,已納入由吳敬璉擔任總顧問、朱敏擔任總編輯的《智石叢書》,將于2013年3月正式出版。2012年,我的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中國經濟方面的一些敏感性問題。如金融業的放開與改革;土地改革與房地產調控政策方面的政策建議;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食品安全監管方面的改革和頂層設計理念的推進及漸進改革等政策建議。當然,這些研究也與國有企業改革密切相關。因為中國的銀行業目前還是以國有銀行為主;而研究制定正確的收入分配政策建議也離不開國有企業改革。

    首先,我談一點對銀行業改革的看法。

    到目前為止,我國金融業的改革仍然明顯滯后,國有銀行業財務報表上光鮮亮麗的數字難以掩蓋其巨額債務風險的重重隱憂,面對我國國有銀行業存在巨大經營風險的尷尬現狀,有關專家提出了所謂的建設性意見:一是進入以投資銀行等為主的跨業經營;二是大力拓展中間業務,以改變目前國有銀行靠掙存貸款“息差”盈利為主的經營模式和現狀,并認為這是國有銀行主動適應“利率市場化”之需要。但我認為,在目前的體制下這只是專家們的“良好愿望”,很難在實踐中取得好的效果。如果不能遵循銀行業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基本規律,形成銀行業良好的準入、發展、競爭和自由勝出的環境和條件,中國的金融市場就難以繁榮,真正的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銀行企業就難以發展壯大。如果不徹底放開銀行業的準入,就不會有民間中、小銀行的發展壯大。

    所以,我們必須正視目前中國銀行業的現狀。即國有銀行一統天下,民營銀行企業雖在政策上無進入障礙,但實際操作上存在很大困難。而目前的經營格局不存在優勝劣汰的市場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既不會產生“金融危機”,也不存在銀行企業“倒閉”之虞。一切都是在以國家利益和國家信用作保證,或把風險轉嫁給“不良資產處置公司”,最終還是由財政埋單。至于投向大國企和政府平臺形成的不良債務貸款則可以“延期”,并以“時間換空間”的手段靠增發票子,延緩流動性風險去對沖,最后導致通貨膨脹的結果還是由全國人民埋單。所以,在目前國有銀行一統天下的時代談所謂的“利率市場化”近乎于天方夜譚。因為“利率市場化”是有條件的:一是要放松金融管制,人民幣在國際上可自由兌換;二是要形成真正的銀行業市場化競爭格局。目前這兩個條件在我國都不具備,甚至連民營銀行基本的準入都存在玻璃門和天花板的情況下,指望國有銀行與民營銀行業公平競爭是不現實的。況且即使有一天徹底放開了,培育和發展一批有競爭力的民營銀行也是需要過程和時間的。

    我認為,真正的“利率市場化改革”,首先要考慮的不是讓國有銀行開展跨業經營、開拓中間業務那么想當然的事,而是要立即從現在開始,放開金融業的管制,降低民營銀行進入的門檻,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盡快形成一批能夠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民營銀行。只有這樣,才能打破國有銀行業一統天下的經營格局,培育一批通過公平競爭形成的銀行企業主體,并改善銀行的服務態度,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才能為“利率市場化”創造條件。因此,目前我國銀行業的改革找準突破口是關鍵所在,而不是在繼續維持國有銀行為主體的封閉的小圈子里打轉轉。

    從2012年6-7月份央行一月兩次降息的貨幣調控政策看,是央行針對我國經濟下行和實體經濟萎縮采取的明智舉措。同時,也可以看作銀行業改革的一個“前奏”,雖然其作用已經通過市場的進一步檢驗和證明,但并沒有引起國有銀行業足夠的重視。現在我們可以預言:國有銀行靠存貸差盈利和生存的狀況必須改變,而利率市場化則是改變這種現狀的前提。央行的兩次不對稱降息,既是一次大膽的嘗試;也是針對復雜的經濟形勢做出的審時度勢的改革舉措之一,將為今后國有銀行的改革和實現利率市場化奠定基礎,或者叫先行先試的基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再次證明:大多數成功的改革案例都是被逼出來的。在形勢逼人的情況下,目前的幾大國有銀行應該感同身受,以在新的一年里增強改革的緊迫感和危機感。
其次,我談一點關于“頂層設計”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和作用的認識。

    “頂層設計”的概念起初由學者提出,并被寫入國家發展的“十二五”規劃當中。按照字面意義理解,還可解釋為高層設計、上層設計等。其主要含義是,隨著中國社會的深入發展,許多關于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需要黨中央和國務院根據天時、地利、人和果斷推出,以免錯過最佳改革時期,貽誤中華民族的改革大計。而在“頂層設計”中,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人負有重要的歷史使命。“頂層設計”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至少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意義:
一是“頂層設計”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從我國農村改革初期實行的“聯產承包制”到一九七七年恢復的高考制度,無處不有“頂層設計”的痕跡和影響,而其改革的最終成功也印證了鄧小平同志在進行“頂層設計”時的高瞻遠矚。
二是“頂層設計”的發展思路與民主法治的改革推進具有相互促進作用。要解決我國目前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長遠看一定要從建立健全民主制度開始,借鑒發達國家的法治模式和經驗。而從目前的現實出發,發揮“頂層設計”的作用不可小視。為此,社會精英和學者都負有重要的社會責任,既可以傳播民間呼聲,又可以表達革新思想,供“頂層設計”借鑒和參考,但學者顯然不能代替“頂層設計”。所以做好“頂層設計”,對于制定更加重要的階段性戰略決策和措施是必須的,與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并不矛盾,可以起到互相補充和互相促進的作用。

    三是“頂層設計”同樣要接受時間的檢驗和歷史的考驗。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頂層設計”新思維,雖未能挽救前蘇聯命運,但卻意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使俄羅斯等東歐國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其變化和發展值得后人繼續研究和思考。所以說“頂層設計”是個好東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發展階段,“頂層設計”都沒有錯,錯在頂層不設計或不想設計、不愿設計和不敢設計,從而錯過改革的良機。雖然,“頂層設計”的作用在中國漸進改革的實踐中非常明顯,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質疑。認為改革要靠理念的推進,而頂層設計既不能代替基層設計,也無法解決基層存在的許多矛盾。我倒認為,搞好頂層設計與理念推進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并行不悖。所以,我認為頂層設計是個好東西,但不是最好的東西。頂層設計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可以解決許多重大問題。

    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不同的領導和決策機構在不同的體制和國家中的功能是不同的。“西方”體制的制度作用比較強,而中國目前的體制個人的作用比較大,尤其是黨和政府領導人的作用至關重要。因此,在現有體制下,強調“頂層設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在某些時期優于制度改革。雖然,頂層設計也會犯錯誤,也會有誤區,但總比頂層不設計、不想設計和不敢設計要好。當然,任何體制和制度設計的自我糾錯設計都是必須的。這也是好的頂層設計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通過反復比較再形成正確的設計思路的一個實踐過程。

    關于談到頂層設計的合理性與改革的關系,還應明確兩點。一方面“頂層設計”與“基層設計”是相輔相成和互相促進的關系。沒有各行各業和億萬群眾在改革開放中的基層工作、實踐和設計,就不會有符合中國國情的頂層設計。但基層設計的任何好的設計思路和改革實踐都需要得到頂層設計的認可;基層設計顯然無法代替頂層設計。如改革開放初期于發源于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從基層設計開始的,而不是頂層設計者坐在辦公室里想出來的。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的現實是,即使如此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大事件,也和頂層設計密切關聯。如果沒有頂層設計的許可,小崗村的基層設計不會推廣到全國,此后的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政策也不會實施。所以,有學者認為,不存在頂層設計而只存在頂層許可。而我認為,頂層許可屬于頂層設計的內容之一。我們不能把頂層設計理解為一種政策設計的思想或思路。它包括了政策制定的調研,實踐、總結、設計、貫徹和施行。這才是其重要的實踐意義。另一方面,強調頂層設計的實踐意義,不排除對世界上各種先進的社會制度和民主制度改革的研究。同時,頂層設計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制度改革。

    第三,我簡單談一點關于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看法。

    隨著始于2010年的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實施,全國的房地產價格有所下降是事實,但總體來講降幅不大。據中國指數研究院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10月全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8768元/m2。環比9月上漲0.17%。除個別城市和地區外,全國中心城市和一、二線城市的房價同比出現普遍上漲,而北京市的房屋租賃價格漲幅更是達到了30%,這是政府和老百姓誰都不愿看到的現實。

    以上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雖有違政府調控政策的初衷,但是卻無法改變的鐵的事實。所以我認為政府現有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是立即停止執行限貸、限購和限價政策,放開商品房的開發和銷售。“限購”雖然是無奈之舉,但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人口的自由遷徙;限制了人才的自由流動;同時也限制了個人對自有財富的支配權和使用權。而“限價”的結果實際上是壓制和延緩了市場需求,給以后的房價反彈埋下了很大隱患。

    二是宣布重慶、上海開征房地產稅政策試點工作失敗;研究實施新的房地產交易稅政策。通過停止“三限”政策的實施,一方面恢復房地產市場的本來面目,促進商品房市場健康、穩定、自由發展,由市場調節供求關系和改變我國居住條件落后的狀況;一方面通過實行征收房產交易稅,用于廉租房建設和直接向困難群體發放住房補貼。為此,我經過慎重思考提出所有房屋交易一律一次性征收交易稅的方案。如北京市2012年初的房產價格大約為每平米1-10萬元左右,政府可以考慮按交易價格的1-10%征收不同檔次的交易稅(見下表)。 

    每M2價格(元)交易稅率(%)   每M2實際征收額(元)   100M2房子的實際繳稅額(元)
       10000             1%                  100                              10000
       20000             2%                  400                              40000
       30000             3%                  900                              90000
       40000             4%                 1600                             160000
       50000             5%                 2500                             250000
       60000             6%                 3600                             360000
       70000             7%                 4900                             490000
       80000             8%                 6400                             640000
       90000             9%                 8100                             810000
      100000            10%                10000                            1000000
 

    依此類推 11%   100萬以上

    由上表可知,以100 M2的房子為例,每平米價格為10000元的交稅額為10000元;而每平米價格為10萬元的則交稅額為100萬元。同樣是100M2的房子,由于單位價格不同,實際交稅額有較大差距。房價越高,交稅越多。很顯然,如果能實行新的交易稅政策,具有明顯的“削峰填谷”的調節作用,也能夠為保障房和廉租房建設提供相當可觀的資金。

    談到房地產調控政策,不得不提房產稅的征收問題。我認為在中國目前開征房產稅一定要從法理上自圓其說。針對我國目前房屋和土地所有權的現狀,目前試行的“房產稅”和“土地出讓金”只能是“二選一”,不能“一個蘿卜兩頭切”。從近幾年房地產調控和房價大漲的現實中,我們都不難看到政府不斷加稅的政策影子,甚至形成了調控、加稅、價格上漲的惡性循環。

    關于房產稅問題,我認為目前最大的問題和最緊迫的問題,不是研究征收房產稅的功能性和可行性問題,或者說全國聯網的信息問題等。而最需要研究的是征收房產稅的合理性問題。作為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任何時候都存在收稅的沖動,所謂的結構性減稅在推行中往往演變為增加稅費之實。

    目前,對征收房產稅的合理性問題研究主要應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遵循“無代表不納稅”的普世原則,此乃建設法治國家之必須。而目前我們的試點工作,卻帶頭違法,連基本的法律程序都不顧,這不是政治不正確是什么?二是要遵循“無產權不納稅”的法律邏輯。目前中國的存量房已交了70年的土地出讓金,獲得了70年的土地使用權。70年以后,所謂的房產只是一堆無用的鋼筋水泥殘值。所以,在70年之內要讓房主交納持有稅不是橫征是什么?

    因此,我認為征收房產稅確實是個大問題,是關乎中國千千萬萬老百姓生存和尊嚴的大問題。房產稅不是不可以征,而是要征得合理,征得理性,征得順應民意,合乎民生。為此,我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以下征收房產稅的思路,供學者研究和決策者參考。
第一,對于現有的存量房,在滿70年以后開始征收房產持有稅。因為人家已經交了70年的土地出讓金,目前政府再征一道持有稅于情于理于法都行不通。70年以后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土地確權,政府再征收持有稅合情合法合理。

    第二,對于新建商品房可以著手研究征收房產持有稅。但要解決一個根本問題。即先研究立法,從法律上確立土地的永久使用權,并通過現有的政治體制經過人大授權程序認可。同時,考慮到人口的自然遷徙和人才的自由流動,可按照“見房征稅,見人退稅”的原則設計稅改思路。即凡是居民具有產權的房產,一律按面積交稅,以示公平;而居民在工作地和居住地則按照當地人均住房面積標準給以退稅。這樣,不僅解決了稅負公平問題,而且也有利于戶籍制度的改革。至于我們過去住房調控政策導致出現的假結婚、假離婚等非人性的政策影響將大為減少。同時,也為今后的戶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建設鋪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社科院提出的按人均超過40M2征稅的研究建議。有點讓人啼笑皆非。先不管建議的可行性,而這種計劃經濟體制思維對政策研究的影響非常不好。按照如此思路,是不是鼓勵多生超生?是否要對老年人多征稅?是否一邊喊小康建設;一邊讓老百姓實現小康后降低生活水平?

    價值中國網:通過以上對話,我感到您研究的問題都是中國經濟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是改革中的難題。最近幾年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有日益擴大的趨勢,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并請您談談對社會熱議的 “灰色收入”問題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看法?

    衛祥云:首先,學者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勇于面對現實研究經濟生活中的真問題,而不是熱衷于替政府設計什么幸福指數;鼓吹什么集體總統制或自詡為新結構經濟學的創新等等。其次,研究問題時,一定要厘清基本概念。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發表建議和意見,使真理越辯越明。
學者王小魯等人對中國社會存在的所謂“灰色收入”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曾引起社會轟動效應。但所謂的“灰色收入”卻是一個不確切、不準確的概念。若不能厘清所謂“灰色收入”的概念,則該研究成果產生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最近,國務院關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即將出臺,關于所謂的“灰色收入”的研究分析能否對國家政策產生影響,可否為制定正確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提供依據。我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厘清所謂的“灰色收入”的概念。

    所以,為了研究問題、分析問題和以利于解決問題。我們有必要引入以下三個收入的概念。

    一是合法收入。是指工薪階層的工資、獎金、獎勵、福利和勞務報酬;投資收入,是指炒股、辦企業、出租房屋等財產所取得的收入;親朋好友之間禮尚往來得來的收入和通過咨詢服務取得的收入。

    二是非法收入。是指合法收入以外的收入,即非法所得。包括貪污、受賄和索賄的收入;洗錢、販毒和倒賣文物的收入;通過偷盜、搶劫得來的不義之財;利用權力進行權錢交易和買官、賣官得來的收入等。

    三是非稅收入。是指存在于現實的經濟生活中,但不透明、也不需要向社會公開的個人收入。這種收入是客觀存在,在國內外通用。因此,把它稱為非稅收入較為合理。包括大學生在餐館打工的收入;勞務市場上的臨時工收入;家庭服務員的所得收入;親朋好友之間的禮尚往來和扶危濟困之間產生的收入(包括現金和實物贈予)等。

    非稅收入雖沒有交納稅金,但亦屬于合情合理,且在國內外都屬于慣例。我在研究問題時擬把其歸為合法收入之列。由于這部分收入一般數額不大,總量較少。其中一部分屬于個人收入的轉移支出,實際上形成了社會生活中的二次分配,對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和完善。政府既管不了也管不好,也沒有管理的必要。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給予寬容和理解,引導和支持。

    在厘清上述三個收入概念的基礎上,我們再來分析研究所謂的“灰色收入”的概念和問題。

    所謂的“灰色收入”實際上是指除合法收入以外的所有收入。其中,一小部分收入為非稅收入,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大部分主要指的是非法收入。據學者王小魯的研究推算:我國2008年所謂的“灰色收入”大約在5萬億元左右,這確實是需要全社會和政府認真研究對待的問題。國家統計局不承認所謂的“灰色收入”有如此之多,主要是因為概念不清。在概念不確切的情況下,無法證明誰對誰錯。也無法根據其推算制定相關制約政策。目前,在我國大量的非法收入未被發現或已轉移海外。但這是不能否認的客觀存在。發現和解決只是時間問題,不能因為其處于灰色地帶就能改變其非法性質。

    所以我認為,厘清了所謂的“灰色收入”概念,就為解決收入分配不公、打擊非法所得奠定了基礎工作,為政府制定正確的收入分配政策和打擊非法所得提供了政策依據。

    當然,在厘清合法收入、非法收入、非稅收入和所謂的“灰色收入”概念以后并不等于解決了收入分配中的所有問題。要真正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還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而制定正確的政策和決策。而厘清各種收入的概念,則是解決問題之前提,也是研究工作之必需。

    比如,目前在公益行業尤其是在自然壟斷領域存在的國有企業“高薪”問題,雖然是現行政策規定的合法收入,但存在嚴重的分配不公和不合理現象。對此,一方面要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予以調整。但不能完全依賴于二次分配政策去解決。還需要通過改革在初級分配時予以解決。如國有企業上交資源稅;公益性國企高管實行準公務員管理等措施。即要解決權力與財富通吃的不合理現象。

    又如,對于目前經濟社會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圍繞權力產生的非法收入問題,就需要通過制定“官員財產公開制度”等政策去發現問題并依法嚴厲打擊。

    而對于數量較小、規模不大的非稅收入,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灰色收入”。雖然其處于非法與合法之間的模糊地帶,但屬于社會經濟生活之必需,也是解決自主擇業的重要渠道之一,對發展服務業好處多多,亦屬于人間交往之常情。真要管理起來成本很高,何必勞政府大駕親歷親為,“出力不討好”呢?弄清了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的概念,就為研究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縮小收入差距奠定了基礎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使研究工作深入推進。并對癥下藥,提出解決辦法。

    所以我認為,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一定不能轉移矛盾。眾所周知,我國居民收入的差距過大是由于壟斷資源、權力機制和腐敗條件造成的,是不可能通過調整“二次分配”解決和糾正的。我個人認為目前造成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問題有:一是稅收過重,財政供養人員太多。包括政府智庫等組織,應大幅度削減。二是壟斷國企的高工資、高福利待遇造成的分配不公,對社會影響極壞。三是部分公務員非法暴富后或隱匿資產或轉移海外,形成嚴重的收入差距。四是由于通貨膨脹,改革開放初、中期逐步形成的中產階級被消解于流動性泛濫的貨幣狂潮之中。中產階級的成長在中國缺乏機會和條件。而中、小企業普遍微利或虧損,小業主難有財產性收入。五是農民收入雖有增長,但由于通貨膨脹和種地成本高企,農村中的相對貧困人口是增加的且存在較大的不穩定性。

    因此,針對以上“病因”我提出以下解決辦法:一是通過減稅,降低居民收入流向政府收入的比重;二是實行壟斷國企管理人員的收入準公務員化(壟斷國企在社會上是唯一的,沒有同類企業,同一行業不等于同類企業);三是減少權力并公開權力運行機制,公開官員財產;四是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規范虛擬資本經營,少發貨幣;五是放松社會組織管制,真正實現社會組織的自治釋放民間活力。

    對于許多學者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我有不同看法。2011年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人均GDP為5414美元。已經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雖然從2012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開始出現回落。一方面是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特別是出口貿易和內部需求不足,這說明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期。而另一方面也是政府調整結構的主動作為。我認為,這些問題屬于發展中的問題,可以通過深化改革不斷解決,而非不可逾越的陷阱。“陷阱”一詞不是一個準確的經濟學概念。隨意引用容易引起誤解和誤導。

    價值中國網:中共十八大的勝利召開是2012年的大事。您在研究經濟問題時對行業新世紀娛樂:的發展比較關注。您認為十八大報告中對社會組織的發展有什么新的提法?

    衛祥云:行業新世紀娛樂:作為社會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改革和發展一直備受社會各界的關注,十八大對社會組織建設的提法非常新,第一次在黨代會上明確提出,“要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含義非常豐富深刻。“依法自治”是其中的關鍵,與以前的“監督、培育”,或是“既要培育,又要加強監督”形成鮮明對照。
新提法釋放出中央政府下決心改革社會組織“雙重管理”現狀的一個重要信號,意味著今后社會組織要像現代企業一樣,擁有完善的內部治理結構,高效運作、公開透明、充滿活力。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之間是依附關系,權責不明,難以“自治”。

    十八大報告將“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建設,作為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構建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重構社會組織規范發展的法律體系,廢除“雙重管理”這個改革障礙,實現社會組織直接登記;變“依附”為平等的合作、伙伴關系,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

    同時,社會組織應加強自我能力建設,規范行為,做好準備,通過公平競爭,成為新世紀娛樂公共服務的提供者。

    由于中國的社會組織比較復雜,又受制于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束縛。因此,在社會組織的發展與管理上存在著較多問題,也存在著一些難以調和的矛盾,甚至存在著明顯的不公平政策,“特權”現象隨處可見。所以我認為,目前在我國發展社會組織還須厘清四種關系:

    一是公益性組織與互益性組織的關系。公益性社會組織主要有各種基金會、社會慈善組織和環境保護組織等。其主要特點是所從事的工作屬于公益性,其組織本身無經費來源,主要靠社會贊助、個人捐助和天使投資等方式募集資金,用于公益事業。而互益性社會組織顯然也屬于社會非盈利性組織,但其主要經費不是來自社會捐助或者個人捐助,而是通過本組織與會員之間的契約服務關系取得相應收入。目前,互益性社會組織的代表就是行業新世紀娛樂:和商會一類組織。參加行業新世紀娛樂:或者商會的企業按照章程要交納一定的會費,但會員交納的會費完全不足以支撐行業新世紀娛樂:和商會的存在和發展。如果行業新世紀娛樂:和商會要完成本職工作,形成本組織的核心競爭力,獲得本組織應有的話語權,就必須開展大量的服務創新活動,通過服務和創新獲得必要的收入,以支撐該組織完成行業管理工作并吸納本組織必需的人才,這是互益性社會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與公益性社會組織的不同之處。

    二是政府管理行為和社會組織行為的關系。政府管理行為的根本大法是《行政許可法》,按照法律、法規的要求,社會組織的登記準入要有政府審批。而一旦登記注冊,就要遵照《社團管理條例》辦理。社會組織本應按照本組織“章程”要求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主開展活動。但現實情況是業務主管部門違法行政的事屢見不鮮。有的業務主管部門隨意制定與《社團管理條例》相違背的政策和管理辦法;有的管理辦法直接規定了本應是社會組織“理事會”自己決策的事項。這種做法嚴重地限制和制約了社會組織的發展,對建立公民社會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與中央提出的“社會管理創新”精神嚴重不符,也與十八大表述的社會組織自治精神不相吻合。

    我國對社會組織實行雙重部門管理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的產物,也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漸進改革的權宜之計。現在這種已嚴重不合時宜的政府管理行為卻有“固化”的跡象。國際上通行的“登記制”在我們國家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國特色,成了推進社會組織發展創新的“絆腳石”。好在目前還沒有人將此總結為自我欣賞的“中國模式”,而最終要取消“業務主管部門”已形成學者、行業從業人員和政府官員的改革共識,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而十八大提出的改革方向和目標則是社會組織發展的重大利好。其中實行社會組織“注冊制”將是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

    三是行業自律和企業自律的關系。什么叫行業自律?即一個行業內的企業(成員)自愿地、自發地通過一定組織(新世紀娛樂:或商會)形成的共同的必須遵守的律己行動(包括公約和行為)。如某個新世紀娛樂:規定了行業自律公約,即在這個行業新世紀娛樂:的會員企業則必須遵守該公約,而某個會員不遵守或有違背,就要受到“制裁”或勸其退出該新世紀娛樂:。

    什么叫企業自律?即本企業自愿地向社會公示的必須遵守的律己行動(包括公開宣示和行為)。實際上是企業對社會和消費者的一種承諾,而企業如果違反了“承諾”是要付出法律代價的。如某食品企業承諾該企業生產的食品保質期為半年。那么,如果該食品在半年期內出現了食品安全問題,該企業是要加倍賠償的。

    由此可見,行業自律和企業自律不僅概念不同,其定位和作用也不盡相同。行業自律不能代替企業自律,也不能代替政府行政工作,不具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行政行為;而只有什么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的引導行為。當然,按照行業自律的概念和要求,它只具有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范圍內的“約束”行為,即有限的“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權力。并按照本組織的“自律公約”或“制裁”或“勸退”等。而如果作為一級社會組織,如某行業新世紀娛樂:自己向社會作出的“自律”承諾就具有了“企業自律”的性質,則是必須說到做到,而且也具有法律責任。

    四是憲法法律和政策法規的關系。按照目前中國的憲法,社會組織有“言論、結社”的自由,但恰恰在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現有的政策、法規與我國的根本大法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目前,在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方面,最大的現實問題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不能行使,而權利不能行使的最大障礙是“特權”擋道或政府缺位。如十多年前就存在的部門雙重管理和刊物注冊登記等問題現在依然沒有解決。我衷心希望十八大精神能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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